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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至1975年，習近平在陜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插隊期間，同鄉(xiāng)親們一起勞動、生活，和鄉(xiāng)親們成了一家人。作為知識青年，習近平有文化，有思想，敢擔當，能做事。任梁家河村支書后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設沼氣池，解決了當?shù)厝辈駸膯栴}；還辦了鐵業(yè)社、代銷點、縫紉社以及磨坊等，切實解決了村民們一系列的勞動和生活需求問題。當年與習近平一起勞動、生活的知青和村民們，講述了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。梁家河村民說，“無論近平當年是我們村的支部書記，還是現(xiàn)在是全黨的總書記，他的心一直都在我們老百姓中間。”

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（上）

采訪對象：王憲平（小名：黑子），1951年10月出生，延川縣文安驛鎮(zhèn)梁家河村人。當年的返鄉(xiāng)知青，與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驛公社把習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。1971年2月參加工作，曾擔任延川縣交警大隊協(xié)理員，2013年4月退休。

采訪日期：2016年2月26日

采訪地點：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

采訪組：四十多年前，從北京來了一批下鄉(xiāng)知青。您和村里十幾位社員從梁家河走到文安驛，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，其中就有習近平。請您講講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。

王憲平：他們這一批首都來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從北京動身，1月16日到了我們文安驛公社（即今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(zhèn)）的。我們村上怕他們行李太多，派了十幾個壯勞力去接他們。到了文安驛，看到知青們從大卡車上下來，村民們就幫他們往下搬行李。當時，縣上和公社的負責人拿了一份名單，把插隊知青都分配好了。我們大隊（即現(xiàn)在的行政村）分到十五個，其中四個女知青，十一個男知青，包括近平。他瘦瘦高高的，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們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頓飯，有大燴菜，有玉米團子。飯后，各大隊就把分到本隊的知青接走了。

出發(fā)時，我們幫助知青搬行李箱，發(fā)現(xiàn)其中有兩個箱子特別沉，一個老式的棕箱，還有一個皮箱，都很陳舊，看著也不起眼。我們都覺得奇怪，說：“咋這么沉呢？這是誰的箱子？”

近平說：“這是我的箱子。”

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，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瘦高的后生有兩個很沉的箱子。就這樣，我們扛著行李，領著知青回到了村里。

四十多年前，進梁家河的那道溝是一條很難走的土路。兩山夾一川的狹窄地方，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通往深山里。那條路窄到什么程度呢？兩個輪的架子車都沒法通過?？梢娏杭液哟瀹斈暧卸嗥h、多閉塞。

到了村里，我們把知青分成兩個隊：一隊九個人，在村子的前面；二隊六個人，在村子的后面。近平當時被分在了二隊，他住的窯洞離我家很近。村里當時派人給知青做飯。幾個月后，農(nóng)村生火做飯這一套活兒，知青們基本上都學會了，他們就開始自己做飯。一開始，他們做的飯不好吃，不過也只能湊合吃了。當時很艱苦，基本吃不到肉，飯菜也沒什么油水，可是因為肚子餓，大家也都不在乎飯菜味道怎么樣，能吃飽就算是好生活了。

采訪組：習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頓下來，您和村里的社員從什么時候開始和他們熟悉起來的？

王憲平：一開始還是很陌生的，后來就逐漸熟悉了。我們梁家河這個小山溝，當時村里有二百多村民。北京知青從大城市來到這個偏遠的小山溝，很不習慣這里的生活。他們最先接觸的，是我們村里的年輕人。我本人也是知青，早幾個月就回來了，但我和他們不一樣，我是返鄉(xiāng)知青，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，在縣里上初中，又響應毛主席號召回到家里“接受貧下中農(nóng)再教育”。因為我本身就是農(nóng)民，又是回到老家插隊，和父母、鄉(xiāng)親們在一起，不存在生活不適應的問題。

我們村里的年輕后生，和北京知青年紀相仿，最先和他們熟絡起來。我們住得很近，一起勞動，一起生活。當時農(nóng)村連收音機都沒有，農(nóng)活兒之外也沒有什么娛樂，年輕人就經(jīng)常聚在一起拉話（延川方言，聊天），通過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，近平他們就跟整個村子的社員熟悉起來了。

采訪組：后來你們和習近平熟悉了，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裝的都是什么東西了嗎？

王憲平：全都是書。近平到梁家河以后，我們村里幾個年輕人經(jīng)常去找他拉話，我也經(jīng)常到近平住的窯洞串門。一次閑談中，我問起他那一大摞書：“近平，你咋有這么多書？”他說：“都是我?guī)н^來的?！蔽一腥淮笪颍骸肮植坏媚銇淼臅r候，那兩個箱子那么沉，裝的都是書，可不是拎不動嘛！”

采訪組：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書？您看過他的書嗎？

王憲平：他們好幾個知青都帶了書來，都在一起看，他們的書大部分是文化教材，有哲學、政治、經(jīng)濟等方面的書；還有一部分是外國文學名著，也有中國作家的小說。那個時候，近平十五六歲，我十七八歲，我們都是在上學的年紀就到農(nóng)村來了，對知識非常渴求。那個年代，我們偏遠的山村沒有電，更談不上現(xiàn)在的電視、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那時候啥都沒有。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，只有通過書籍，而當時的農(nóng)村，書也很難找到。

那個年代，考試交白卷、得“鴨蛋”很光榮，但是近平?jīng)]有受那種社會風氣的影響。他熱愛讀書，“癡迷”讀書，每時每刻都汲取知識。那時候，整個社會文化生活匱乏，黃土高原閉塞而荒涼，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窯洞，出門就是漫山遍野的黃土。近平在勞動之余讀書，也是一種充實自己、讓自己不至于荒廢時光的好辦法。

我經(jīng)常到近平的窯洞去做客，也經(jīng)?？此臅?，有時候我也把他的書借走看，這樣一來二去，我們的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多，經(jīng)常談起書里面的知識。我們雖然文化程度差不多，我還比他年長幾歲，但是從我們各自成長的家庭環(huán)境、社會環(huán)境還有生活閱歷來比較，我與近平的見識、知識面，都有很大差距。然而，近平非常謙虛，知識層面上的差距并沒有使我們之間產(chǎn)生隔閡，反而是他隨和的性格促使我與他交朋友、談天說地，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請教。

他每天下地干活回來，吃完飯就看書，到了晚上，他就點一盞煤油燈看書。當時的煤油燈很簡陋，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，瓶口插個鉛筒筒，再插上燈芯，點燃了照明。近平就拿本書，湊著那點兒亮光看書，因為離得太近，煤油煙經(jīng)常熏得他臉上、鼻子上都是黑的。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(huán)境下，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，困得不行了才睡覺。我這個人喜歡寫寫畫畫，在村里經(jīng)常干一些農(nóng)村“文化人”的活兒，所以我和近平之間就更容易溝通，我也喜歡去他住的地方串門，白天我們一起勞動，晚上我就去他們住的窯洞找他拉話。

當年，我們都是十幾、二十歲的小伙子，精力旺盛，白天干一天活兒，到了晚上還很有精神。我們點燈熬油，拉話，講故事，講笑話，有很多共同語言。那時候，村民之間在熟識的情況下習慣稱呼小名。我因為皮膚黑，小名就叫“黑子”，近平一直叫我“黑子”。1970年9月的一天，我去近平住的窯洞拉話。他從箱子里拿出一個筆記本說：“黑子，我送給你一個筆記本，你能看上不？”我說：“咋能看不上呢？你送給我，我就拿上?！蔽覜]舍得在這個筆記本上寫字，一直都保存著。

1971年1月，縣里給村里來了一個通知，準備調(diào)我去關莊公社工作。2月的一天，勞動結束后，我去近平的窯洞拉話，他當時已經(jīng)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。我們拉了一會兒話，他拿出一本《毛主席詩詞》，在上面用鋼筆寫了“送黑子：工作紀念”，送給了我。直到現(xiàn)在，他從來不叫我的大名王憲平，都是叫我的小名“黑子”。

我們之間經(jīng)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樣的。我從沒去過北京，很羨慕近平這樣從大城市來的人。通過他通俗易懂的描述，我也對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實在的了解。我們還聊些書本上的知識，互相交流學習方面的事情。此外，我們也經(jīng)常聊一些本地的情況。近平通過聊天，了解了梁家河這個山村里的溝溝坎坎，這里社員的生活情況，能打多少糧食，有多少存糧，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，吃喝用度，生活環(huán)境，等等。

近平在干農(nóng)活方面，也有很多要向我請教的。比如怎么鋤地，怎么耕地，怎么翻土，怎么趕牲口，什么樣的地形種什么作物，什么樣的土質(zhì)愛長什么……我是土生土長的陜北人，農(nóng)民子弟，這些當然很清楚，所以勞動方面的事情，我也毫無保留地告訴他。

采訪組：您當時和習近平在一個生產(chǎn)隊，平時也經(jīng)常在一起勞動吧？

王憲平：是的。當時包括近平在內(nèi)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，種地、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。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(nóng)活來，比他們強一點，但是我們跟村里的農(nóng)民比起來也還差得遠。所以那時候，根據(jù)實際情況，村里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，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里邊打壩（用土壩抬高山口，平整山谷里的土地，形成壩田），在山上修梯田，不干莊稼活。陜北山多地少，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，能多打糧食。近平干活很賣力氣，肯吃苦。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(nóng)民有差距，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，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。

比如打壩，當時沒有大型機械，挖掘機、打夯機全都沒有，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，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，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。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么勞動保護措施，近平也沒有手套，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，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，一天的功夫，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，第二天再干活，水泡就磨破了，開始流血。但是不管多累多苦，近平能一直拼命干，從來不“撒尖兒”（延川方言，本意是“耍奸兒”，即偷奸?；祽校?。

像這么苦的活兒，干兩三個小時，大家就累得干不動了。坐在地邊休息的時候，我們幾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人，就捉對兒摔跤，坐著休息的人就給我們鼓勁兒。有一次，我和近平摔跤，因為他比我小三歲，力氣上不如我，又沒有什么摔跤經(jīng)驗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。近平雖然輸了，但他這個人很倔強，就是不服我，還要和我比試。以后我們又較量過多次，他也沒能贏我，但他那股不服輸?shù)膭蓬^上來了，一有機會就要跟我“切磋切磋”。那段時間雖然特別辛苦，但是我們這些年輕娃娃過得很快樂。

我和近平一起勞動了三年時間。1971年底，我就到縣里參加工作了，差不多每半個月回來一次，雖然我還能經(jīng)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話、看書，但是一起勞動、一起摔跤的機會就沒有了。

經(jīng)過兩三年時間，近平對我們陜北常見的農(nóng)活兒基本上都熟悉了。雖然有些活兒還不是很熟練，但是至少都會干了。因為近平一開始就接觸打壩和修梯田，對這更是熟門熟路，所以后來他到趙家河搞“社教工作”，以及回到梁家河負責村里事務以后，也一直做打壩和修梯田這些事。在他1975年離開梁家河之前，近平一直沒有間斷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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